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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饥馑高福堂 道德文章后世扬

一生饥馑高福堂 道德文章后世扬

 

专家点评:这三块匾额均为高祐所题匾额中的精品。高祐所题之匾的一大特色是常在匾文旁写有题跋。其匾文书法笔力苍劲、笔墨畅达,气势夺人,题跋规矩、顾盼生姿——匾文与题跋刚柔相济。高祐所题匾额内容范围很广:弘扬普通百姓的德操,赞扬济贫解困的善行,记录保家卫国的义举…

  读书教学,不慕功名

  高祐,洛阳掘山(今偃师庞村)人,字福堂,号崛山子、竹逸居士、大懒山人,生于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卒于1955年。

  高祐自幼颖悟,随做过塾师的父亲读书,少年时,受业于洛阳明达(今孟津)岁贡生杨伯峰。高祐家中十分贫困,常常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但困窘的生活条件阻挡不住少年高祐的勤奋和刻苦。老师杨伯峰十分看重这个弟子,他致信高祐父亲:高祐的学习生活自己愿一力承担,家人不用担心。对授业老师的恩情,高祐也终生难忘。在留下的诗文手稿中,他屡屡提及这样一件事情:自己的祖母去世了,家中却无足够的安葬费用——老师不仅给予资助,还劝慰少年高祐不要太过伤心,要好好读书以告慰泉下的老人。

  苦读诗书的高祐成了同侪中的佼佼者:年未二十,学问已得郡城第一。二十岁那年,他去往开封,从明道书院湘潭黄曙轩学习,数年后回洛,私淑洛阳教谕封丘何天根、尊经书院院长荣成孙佩南。青年高祐,其学问渐渐闻名洛阳。

  高祐醉心古文,尤其心仪韩柳文章,对司马迁的《史记》更是熟读成诵。同时,他对理学、易学也颇有研究。高祐晚年曾对自己有一总结,自认一生所重:人格第一,古文次之,书第三,诗第四。并说自己倍受推崇的书法“并非己所好”。

  而就是这高祐自认为投入精力排“第三”的书法,最受时人推崇。他的字,宗法蔡伯喈、黄山谷,苍劲有力,写字时常援笔立就,不加增削,点、画、捺、钩,如走龙行蛇,刚柔并济。因为学问、书法俱佳,高祐在清光绪年间被选为国史馆誊录。对于这个好机会,高祐却主动放弃了:他不愿繁杂的誊录工作耽误自己研习学问的时间;同时,他也深知,自己耿介的个性以及厌恶“八股”时文的素习与仕途经济全不合拍;再者,教学授徒,传道解惑,是他一生的追求。

  关于高祐的不喜“八股”,还有一个小故事。他的同学和一生至交洛阳才子许鼎臣以举子身份赴京赶考时,带着高祐所作的一篇文章。对高祐的文章,知音许鼎臣素来喜爱且赞誉有加。许鼎臣临行时,两人与老师何天根共论此文,后者连呼“好文”之余,也十分惋惜地总结:照此路数写文章,无望高中。果不其然,许鼎臣试而不第:这不循常例、去空言而重现实的文章风格不为“正途”所容。

  民国时期,高祐贤名远播,加之好友如许鼎臣、周维新、赵东阶、刘立卿等人的推荐,他多受当政者延请。在高祐的诗文中我们看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陕西督军刘振华以及多任洛阳当地行政首长都曾或写信或亲自上门劝其出仕,都被高祐一一婉拒。

  虽一生未取半点功名,高祐却是桃李满天下。他在洛阳、偃师、登封、临汝、禹县等地教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其中不少学生在民国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各自工作领域的翘楚。


  身处困厄,以诗录史

  不愿做官的高祐却并非对时事漠然。时中原地区战乱频仍,天灾不断,民不聊生。好友许鼎臣组织成立“洛阳救灾会”,号召各界为救助灾民伸出援手,高祐便积极参与,全力相助。帮助后学也是他乐于做的事情:“洛阳国学研究会”、“洛阳诗社”等社团中都有高祐的身影,他用自己的道德、学识感染和扶持了更多的年轻人。

  中年后,高祐的书艺更加纯熟,他所写的匾幛、碑碣墓志、寿屏、中堂等深受人们喜爱,在洛阳、偃师一代极具盛名。乡人求其写字、题匾者很多,高祐均应邀而作,他的墨宝也在各地多有流传。近年来,文史专家们还在汝州等地多次发现高祐所题匾额、碑文。

  生活在清末至新中国之初这段时间的高祐,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大转折、大动荡的时期,以教书为业的高祐也饱受社会动荡之苦。他在诗文中自述,教学时生源难以保障,收益也十分微薄,自己一家有时不得不以野菜、清水为食。

  市民俗博物馆专家范西岳先生数年来致力整理高祐所遗手稿。如今高祐后人仅存的300篇左右的文章、500篇左右的诗歌,为我们了解作者及其身处的时代提供了不少帮助。

  在《侨居破屋中接室苦纺佐读凶年寒宵慨然有作》一诗中,高祐描写了自己生活的困窘:“对面枯腹事手口,老去渐觉续愤平。当秋采藜藿,经冬不糁羹。朝爨泪珠逼,募绩手黾撑……”寒宵夜读,高祐蓦然想起自己家中早已无以为食,只有采野菜度日了……

  对于时世之艰,民生疾苦,他苦闷彷徨:“世事欲言不敢言,彷徨夙夜诡神魂……”

  对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愤然大呼:“玄黄力战龙蛇路,苍赤眼穿呼吁门……”

  高祐的所遗诗文,如《洛阳道》、《孟津行》、《旱灾行》、《捕蝗》、《土布引》、《陇麦行》等,对于那个时代洛阳一带的社会现实乃至地方风物都有生动而深入的反映。这些诗文贴近现实,风格多沉郁,其间表现出作者对现实的鞭笞,对国家命运的思索以及更多的对民生的关切。

  在《庚申行》一诗序中,他言道:“万端千绪,触目伤怀,不时为穷途之哭,何处洒一腔之血?”他在诗中写道当时中原大地的悲惨状况:“耕牛屠完腹仍雷,称贷无奈邻如洗。计穷罗掘雀鼠尽,娘割怀抱爷弃子……”他对百姓被逼为盗的现象痛心不已:“系脰束手作群虏,途遇夺鬲沟壑委。”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他分析道:“天下利器公天下,人人得之头衔尊……”

  高祐这种郁郁的情绪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晚年络绎不绝的登门拜师者,给对时世失望之极的高祐带来不少宽慰,他热情接待,诲人不倦。在读书写字教学之余,他苦心藏书,所获颇丰,这些藏书也让后学们获益不少。(记者 陈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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