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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院事件始末

石榴院事件始末

阎兴业

石榴院是隶属于巩义市大峪沟镇钟岭行政村的一个自然村,位于东青龙山北麓的一个山坳中。它包括卢家閁、聂家閁、路口三个村民组;南面是民权村,西面是薛庄村,西北面是黑龙潭村。石榴院的得名,有两种传说。一种说法:它位于钟岭到民权的大路旁,是个中间站,过去路过这里的人,总见到村口一家住户的院子里有几棵大石榴树,就称此地为石榴院,流传至今。另一种说法:过去村中卢家閁有好多白石榴树,南面山上的梅花鹿常来吃石榴,故名。“路口”实为“鹿口”之讹。但得名始于何时,无法考证。

石榴院是革命老区,当年是抗日第五区政府驻地。建国初期石榴院是石榴院乡政府所在地,辖雷沟、薛庄等村,属二区;而钟岭属黑龙潭乡,是五区。1961年大峪沟公社的7个大队划归上街区时,石榴院和钟岭才合并到了一起,统称钟岭大队,直至现在仍称钟岭村。

1944年9月,皮定均、徐子荣带领豫西抗日先遣支队进驻巩县,建立巩县抗日民主政府。继第一、二、三、四区政府之后,12月在石榴院成立了抗日第五区政府,区长戚廷生,区干队长杨奉朝。

第五抗日民主区政府处于对敌斗争的前沿,距站街、孝义仅十几公里,在日伪据点的眼皮子底下,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当时,区政府初建,敌强我弱,随时都有被敌人袭击的危险。

   1945年1月30 日,区干队接到上级通知,到伏山接受抗日工作站孙克明指挥,伏击汜水自卫团岳德功(岳狗头)部的袭击。途中抓获一个自称是牲口经纪的人,从他身上搜出一枚伪自卫团证章,疑为敌人的探子,当即扣押。因外出执行任务,带着他行动不便,在没有弄清真实身份之前又不能草菅人命而杀掉,于是让队员杨毛妮押送回区部。经审讯,该人坚称到新山张华耀家讨牲口价,证章是路上拾的,一时无法核实身份,只得先关起来,待大队回来后再做处理。谁知由于留守人员少,看守不严,那人伺机逃跑,因而引来了大祸。

得知抗日五区区干队外出的情报,盘踞在站街的日伪军(包括日步骑兵和自卫团)以及大新乡(包括现站街镇南部、北山口镇东北部、大峪沟镇中南部和竹林镇)自卫队共约四百余人,连夜出动,三路进兵,偷袭石榴院。第一路由大新乡自卫队队长尚文安带队,从南官庄出发,经斑鸠坡、过沟路、小中王庙,迂回到寨坡,从东面包围石榴院。第二路是日军和自卫团的精干人员,经白河、海眼岭、崔庄岭,到凤凰台,从南面居高临下包围石榴院。第三路由自卫团团长李夺甫带领日军步骑兵和自卫团人员,经小老君庙、磨岭,到钟岭,顺大路攻击石榴院。

当天晚饭后,区长戚廷生照例安排区政府工作人员分散隐蔽,临走时发现李经浩有不想走的倾向,就强制带着他离开了石榴院。但还有杨毛妮和新参加的几个区干队员,以及司务处的勤杂人员因思想麻痹,对区长的安排并不重视,认为每天跑来跑去是多此一举,仍然留在了区政府驻地。  

第二天(1月3 1日,农历腊月十八)凌晨,三路日伪军对石榴院形成了包围之势。其中第三路敌军摸到钟岭西头,发现了两个代替其家长站岗放哨的小孩王朝瑞、王朝龙。自卫团人员夺过睡得迷迷糊糊的王朝瑞手中的红缨枪,并狠狠地踢了他一脚。敌人逼着两个小孩带路,找到了保长王仓。在王仓的带领下,日伪军迅速合围,摸进石榴院,先围住了区司务处聂家閁,抓住了区员赵万川、李天锡,炊事员王档镇、王贵、王长庚和一名修械员,抢走破枪一支、军号一把。另一部分日伪军包围了区部芦家閁,用机枪堵在窑洞门口。杨毛妮等十余人被惊醒,但手无寸铁,无法反抗,结果全部被捕。日寇继而在村中大肆抢掠,搜捕村民。

这次共计被捕52人,其中区政府工作人员17人,群众35人。天亮后,他们手被绑着,身上背着日军抢来的近千斤小麦,在日伪军的押解下,向站街鳌岭进发。走到汞窑,突然听到南顶西高尖有枪声,队伍一阵骚动,日伪军迅速趴地,自卫团长李夺甫举起望远镜观望后说:“不要惊慌,他们只有两个人。”后来得知,这是隐蔽在南顶的我区政府工作人员李济卓、赵连川在骚扰敌人,并给我方其他人员报警。于是,日伪军绕道磨岭返回县城。

在日军的警备队大皖,日伪军把赵万川单独关押(因被捕时穿着制服袄,认为他是老八路),让其余的人都坐在院子里。为了威吓大家,日本军官把先前抓来的一个八路军战士拉出来示众。鬼子命这位战士趴下,他不但不趴,反而破口大骂。日军恼羞成怒,扑上来两个鬼子也没有按住他,后来四个鬼子才把他按倒,用杠子打得他皮开肉绽,然后又拉回屋里,用烧红的烙铁烙他的脚。鬼子想用这种酷刑的震慑,让人们指认谁是八路军,结果坐着的人个个沉默无声。其后,鬼子强行从51个人中拉出21个疑似八路军的人,让他们坐在另一边,说他们是区干队员。有几个人坚持说他根本不是区干队员,自卫团就找来两个士绅卢元、卢奇当保人辨认。卢元、卢奇除认领了剩余的30个群众外,又从拉出来的21个人中认领了自己认识的炊事员王档镇、王贵、王长庚、通讯员李占彪和那位修械员,另外还有5个一般群众,合计10人,也让坐到了群众一方。至此,八路军一方仅剩11人,而李天锡趁日军吃饭之机又偷偷坐回到了群众一边。换哨后,日军放掉群众,41人连夜返家。

日本人对剩下的11人用尽各种酷刑,3天后将张三、张红计、张广义、张大河、胡金聚、吴银松、尚有、李景森、杨毛妮共9人,拉往鳌岭南边张家大坟当靶子,让日本新兵练刺刀一个个戳死。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三)又将赵万川、张木押送到孝义,关进新兴会监狱(张木穿着灰衣,也被认为是老八路)。后赵万川遇害(据说是被狼狗咬死),张木被交给了日军作战部队。不过,张木随日军开往禹县颍河南岸时趁机逃跑,历尽艰辛,当年9月有幸返回家中。这就是震惊一时的石榴院事件。

    石榴院事件的发生,助长了日伪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我军民的抗日情绪也受到了一定影响。巩县县委、嵩山地委和抗日独立支队对此事件十分重视,认真总结了因警惕性不高而使日伪阴谋得逞的沉痛教训,迅速采取了积极的补救措施。孙克明率伏击日伪岳德功部的区干队员撤离将军岭,以防汜水、巩县日伪的两面夹击,并赶赴琉璃庙沟向抗日先遣支队领导汇报详情。第二天(1945年2月1日)中午,区长戚廷生带领五区工作人员,逐家安撫群众,设法营救被捕人员,进行善后工作,并深刻检讨,认真总结教训。巩县县委派独立团到五区布防,以保证初建的根据地的安全;派张保伦为五区政委,带楚云贵、蔡启发、陈德容等优秀党员前往五区,以加强区政府的领导力量。不长时间,抗日五区就从石榴院事件的阴影中走了出来,群众抗日热情持续高涨,减租减息、倒地运动、夏征工作都开展得很好。贫苦农民报名参军,区干队发展到了70多人,形成了一支活跃在日伪心脏隔膜上的抗日武装。

石榴院事件的教训是沉痛的,也是根据地初建的复杂环境形成的的。当时,一部分同志思想麻痹,抓住了可疑的日伪侦探,既没有查清楚,又没有看管好,使日伪得到了我方空虚的情报。杨毛妮等老队员警惕性差,觉得不会出事,对区长的命令不以为然,既未离开驻地,又未让新队员分散,更没有派出近哨。区长戚廷生虽下令全员隐蔽,但未采取具体落实措施。这样的思想情绪也影响到了抗日群众,人们没有认识到斗争的残酷性,钟岭西头(距石榴院约两公里)本应由大人放哨,却让小孩代替。客观上,由于区干队初建,有的队员才参加两三天,缺乏训练,一般军事常识尚不懂得,致十几个人挤住一处,无力反抗,被一锅端,形成惨案。

建国后,巩县人民政府命名石榴院为革命烈士纪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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